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_第10节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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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10节 (第2/5页)

阴谋。如果真的这样,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,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,颠覆帝国政治秩序。任其发展,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。

    ??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。

    ??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,细细审问。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,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,杀一儆百,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。

    ??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,皇帝也分明预感到,大清王朝危机四伏。

    ??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,是人口压力。

    ??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。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,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。大唐开元盛世“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。而据说文景之治时,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,家家户户都骑马,而且全骑雄马,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:

    ??至今上(指汉武帝)即位数岁,汉兴七十余年之间,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(都城)鄙(边远地方)廪(粮仓)庾(露天谷仓)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(穿钱的绳子)朽而不可校。太仓(京师的大仓库)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,阡陌之间成群,而乘(雄马)字牝(母马)者傧(排斥)而不得聚会(当时人皆乘雄马,有雌马杂处其间,便互相踢咬,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)。

    ??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。《兴国县志》载,乾隆年间,陕西许多农民“每岁必卖食买衣,因衣之费,而食已减其半,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,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”。洪亮吉也说,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,农民“终岁勤动,毕生皇皇,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,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”。

    ??为什么如此呢?原因其实很简单。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,但人均下来,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。

    ??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,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,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,中国人也心甘情愿。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,乾隆年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。

    ??正是这样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。一方面,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,另一方面,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。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,人均却是最低。据吴宾《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》一文,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,秦汉为985斤,隋唐为988斤,宋代为1457斤,明代为1192斤,而乾隆年间,仅为780斤。

    ??人口压力导致了空前的生存竞争。

    ??由于人口的增长,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地主不断提高要价,增长地租,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。有案例记载,乾隆初年,四川泸州的一块土地,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。仅仅过了4年,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。另一个案例显示,湖北黄冈的一块土地,原本收租3石,2年后,租价就上升到了6石。地租如此直线上升,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户忍无可忍,不得不起来抗争。

    ??乾隆六年(1741年),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,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的田租,还组织周围的佃户,驱逐前来收租的地主。地主在保正的帮助下,逮捕了几名动手的佃户关在私牢中,老施二又组织民众,“将业主寓所、保正房屋肆行烧毁”,救出被捕之人。

    ??不久,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、抗租的风潮。乾隆六年八月,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“纠集多人,私立合同,喝令罢市,希图挟官报灾,免粮赖租”。

    ??除了抗租之外,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。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,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,“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,并挟有草束,又复前来,公行叫喊,奉旨不完钱粮,不许差役催追旧欠”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,“是年秋,邑大旱,有司不以上闻,征税如故,西乡民相率哄县堂,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,顷刻山积。阍者以大言吓之,几至激变”。

    ??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、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,但是在政治权利上,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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